在土地革命时期，李德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，不光让全国几大根据地相继丢失，还损失了几十万红军将士，可谓罄竹难书！

所以，当李德在1939年离开中国回到苏联后，很快就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。

1939年8月27日，周恩来因为胳膊受伤，要去苏联治疗，李德就趁机提出要一起回苏联，得到了中央的批准。

到了莫斯科后，李德很快就被共产国际监委会要求写报告，汇报自己在中国这几年的情况。起初，李德没有在意，以为只是例行的汇报情况，但是到了1939年12月，李德就开始受到了严厉的审查。

这次审查，除了共产国际监委会的人，还有一些在苏联的中国人，包括周恩来、任弼时、毛泽民、刘亚楼等等，另外，师哲负责做翻译。

审查大会开始后，刘亚楼首先发言。

刘亚楼绰号“雷公爷”，脾气火爆，性格直爽，而且当年红军历次反“围剿”，还有后来的长征，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，亲身经历了李德的“瞎指挥”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，因此，在这次审查大会上，刘亚楼就忍不住对李德开始了猛烈的“炮轰”。

刘亚楼指着李德说：“你这个军事顾问，到底懂多少军事？你倒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呆过的，除了把课堂上教材上的东西生搬硬套，还会什么？你就不嫌给伏龙芝丢人吗？！”

然后，刘亚楼还把李德在中国期间的丑事都给说了一遍，比如搞特权、搞女人、架子大、爱骂人等等，最后，刘亚楼指着李德气愤地说：“本事不大，脾气不小，动不动就训人，连我们朱总司令你也敢骂！”

李德听得汗流浃背，想反驳却又无从下口，因为刘亚楼说的那些事，确实是有的，但是，当刘亚楼说到他骂朱老总的时候，李德终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连忙反驳说：“我没有骂过朱德同志！”

刘亚楼说：“你别想抵赖，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，你骂我们朱总司令是‘老油子’！”

李德想了一下，解释说：“我没有骂他是‘老油子’，我说的是‘老头子’，可能是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，你们听错了。”

不过，“老头子”也不是什么好话，同样说明了李德对朱德总司令是很不尊重的。

刘亚楼的发言虽然很激烈，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，但这些话说的都是李德的个人问题，并没有触及到深层的路线问题，所以，共产国际监委会的不少人都认为，这些问题不算路线问题，没有必要再继续讨论下去了。

当然，这也不用急，让刘亚楼先上来打头阵，热热场，目的也已经达到了，接下来，就要轮到重头人物出场了。

谁呢？周恩来。

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，在苏联专家的治疗下，胳膊的伤势已经好多了，所以，这次大会他也来参加了。

周恩来当年是中央的负责人之一，与李德长期共事，对他的情况自然是非常了解的，就把李德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的错误思想，还有对“福建事变”的错误处理，以及长征初期的错误战略决策等等，都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

周恩来的发言论据充分，思维缜密，口才便利，虽然没有刘亚楼那么激烈的场面，却更能抓住要点，让共产国际监委会的人频频点头，李德更是如芒在背，如坐针毡。

然后，毛泽民也做了补充。

当年在中央苏区，毛泽民是财政部部长、国家银行行长，所以，他从经济等领域的数字做了报告，说因为李德的瞎指挥，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几乎全部被破坏，全国的党员损失了90%，红军队伍也损失了90%。

这些数字，都是触目惊心的，在座的人听后，无不义愤填膺，连李德自己也是脸色发白，浑身冒汗，大会不得不暂停休息。

在休息期间，主持这次大会的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特地找到李德，问他对这些事怎么看，李德辩解说：“到中国当顾问不是我要去的，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。造成那么大的损失，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？他们中国的事，我本来就弄不懂，一开始我就说过，以后也一直说，我只是顾问，对于我的建议，你们可以听，也可以不听嘛！你们自己的事情，怎么能全推给我呢？搞坏了事就都骂我，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。”

佛罗林安慰他说：“事情没那么严重，不用太紧张。”

大会重新开始后，经过大家的讨论，共产国际监委会认为：李德去中国只是当顾问，没有权力对中国革命作决定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，对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，也可以不采纳，所以，中国革命造成的那些损失，应该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负责，李德虽然有错误，但也免予处分。

就这样，李德被重重地拿起来，又被轻轻地放下了。

（图：中间是李德）

后来，李德被安排到了苏联外文出版社，从事翻译出版工作，后来还出版了一本《中国纪事》，记载了自己在中国期间的故事，有真实的内容，但也有不少是自我狡辩的内容。

1974年8月15日，李德在东德去世，终年74岁。

在李德的追悼会上，悼词评价说：“奥托·布劳恩是一位热情的国际主义者和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。……不论是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上正规配资排名，还是在德共机关；不论是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完成共产国际交给的重大任务中，还是作为列宁著作的翻译家，他都无私地为党服务。”